十月十五日，韩一良在扬州掀起的风浪终于传到了京城。两淮行盐区中，湖广和河南地区的盐价也开始快速上涨，盐价一涨便立刻影响到了市面上其他货物的价格，顿时这些地方百物腾贵。
这些地方的主管官员们立刻心急火燎的，把治下区域物价上涨引起民怨沸腾的事情上报给了朝廷。
在这些奏报中，一些官员只是把问题上交，等待朝廷的决断；大多数官员则认为，巡盐御史韩一良行事鲁莽，打击面过大，导致两淮盐商奋起反击，因此应当惩处韩一良，安抚两淮盐商。京中另外安排人手调查两淮盐引案，以尽快恢复两淮盐运的正常业务。
当然还有极少数的官员则认为，盐商中断盐运搞罢市行动，显然是想挟持地方民怨，以威胁朝廷中断对两淮盐政的办案。由此可见两淮盐政的确存在极大的问题，朝廷应当派人对两淮盐政进行清理。
不过，韩一良做事操切，直接引发了两淮盐商的罢市，使得食用两淮食盐地区的百姓们遭受了无妄之灾，此人虽然没有做错事情，但是却办坏了事情。
为了避免事件继续发酵，引起东南震荡。这些官员建议暂时搁置调查两淮盐引案，先恢复地方上的正常物价，待到盐商罢市引发的物价危机解决之后，再派人处置相关涉案人员。
大部分官员的奏章都是明发，因此一到京城就传的纷纷扬扬了。京城被闲置了一年多的言官清流们，忽然发觉两淮盐引案的出现，终于让他们有了用武之地。
自太祖开国以来，都察院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言官，都是皇帝用于牵制权臣的工具。
而嘉靖朝之后，言官更是成了朝中党争的先锋，朝堂上每一轮的权力更替，无不是那些位卑言重的御史和给事中首先发难。是以从万历后期开始，左右朝政的不再是某个当道权臣，而是这些口头上整天挂着仁义道德的清流言官们。
即便是黄立极这样的内阁首辅，在皇位更替的时候，也格外的战战兢兢，生怕某个想要邀名的言官跳出来，在新皇面前跟自己算东林党的旧账。
崇祯登基后说动黄立极推行内阁责任制，对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进行职责调整，废除都察院御史对内阁和六部尚书的无限制弹劾权，收回给事中的封驳之权。
这些打压科道官的改革举措，也是黄立极推动新政的一个动力，毕竟没有那个当权者会忍受，让自己成为某些低阶官僚博取名望的踏脚石。
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，被当做了牺牲品的科道官们，自然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的。在京城担任科道官，官阶不高，俸禄也低下，唯一能够让人有所期待的，便是担任科道官可以在那些朝中重臣身上刷声望，从而一步登天。
如果失去了一步登天的升官途径，那么他们担任科道官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到地方上担任一县之长，起码也是一个百里侯，而京城的科道官，如果不外放的话，就同常人没什么区别。
毕竟京中可是权贵最为密集的地方，路上随便撞到个人，说不定都是某个侯府的家奴。京城有句俗话，宰相门前七品官，可见科道官之贵重，并不在于他们的品阶，而是在于他们被新政革除的那些权力。
但是，科道官如果得不到皇帝或是执政大臣的支持，他们的权力同样也无法使用出来。就比如黄立极改革科道官权责的时候，科道官员们也曾经试图反抗过，但是没有皇帝的支持，他们的反抗不过是被赶出了京城而已。
两淮盐引案的爆发，无疑给了这些科道官员们一个发泄怨恨的机会。盐引案的消息传入京城之后，两淮盐运司官员和两淮盐商背后的江南士绅和南京勋贵们，顿时勾连了这些因为新政而失意的科道官们，对韩一良和黄立极等内阁成员，展开了大规模的弹劾行动。
从10月15日到10月18日，积压在崇祯面前的弹劾奏章已经达到了一百多封。
站在上书房一角的王承恩，抬头看了看皇帝书桌上摆放的满满当当的奏折，又看了看躺在靠椅上作午后小睡的皇帝，于是又面无表情的低下了头去。
自从送走了西班牙人的船队之后，皇帝似乎就变得懒惰了许多。除了关心京畿都督府各军的改组事务，便是要求对于沈阳情报的第一时间传达。
崇祯现在的表现，王承恩以为才是皇帝应有的表现。如此前一年多时间内，废寝忘食的处理政务，那才是不正常的现象。
过了小半个钟头之后，朱由检才伸了一个懒腰缓缓的醒了过